英雄黃萬里與河官「王化雲」

[怀沙 12]

剛剛看了關於黃河的一篇帖，才想起了這篇舊聞（太舊了就刪掉好了:E），與大家分享[m]

當時的確引起了很大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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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黃萬里與河官「王化雲」

說河流，就不能不說黃河，她的含沙量之高使她成為世界上最獨特的河。對她的性格和秉性，中國人探求了幾千年，然而還是出錯，三門峽就是一個例證。怎樣治理黃河？一直是一個永恆的疑問。許多人的命運與治理黃河息息相關，其中黃萬里與王化雲尤為典型。從他們身上你不僅可以解讀黃河，還可以解讀時代。

剛剛沿萊茵河採訪回來，就聽說黃河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黃委會）在鄭州發起了一個題名為「河流倫理」的學術研討會，一聽這個題目，感到很有意思，我立刻奔向鄭州。時間9月23日。

……

「對於鐘錶只有鐘錶匠最瞭解，不懂的人不要亂動。自然就像一隻鐘錶。誰最瞭解自然？自然最瞭解自然。人類不要亂動。……」

「河流有它自己的內在價值，因此它有自己的權利。」

「人類對自然要保持適度的敬畏。」

「技術能做到的就一定應該做麼？河流蘊藏的水能一定要開發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留給子孫後代一點？如果我們的祖先像我們一樣地開發黃河，會給我們留下一條什麼樣的河？一些淤死的廢棄的大壩、嚴重污染、少得可憐的水流……」

……

這是在黃委會裝修得很漂亮的國際會議大廳裡，我聽到的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的一些研究哲學和倫理學的學者的發言。我身後的幾排座位上坐的是黃委會處級以上的幹部。

我的心中湧起了一種怪怪的感覺，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這是一次非常獨特的會議，好像是兩個陌生的世界在對話。這兩個世界一直是互不搭界的，今天怎麼會坐到一個屋簷下？我想起英國學者斯諾寫過的一本轟動知識界的書——《兩種文化》，說的就是科技專家的文化與人文學者的文化之間的分裂。說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相互懷疑和相互不理解。我知道黃委會今天在座的有許多是水利學和工程學方面的學者和專家。他們對這些人文學者的觀點會怎樣想呢？

我注意看了看坐在前排正中央的黃委會主任——李國英。他正在認真地聽著發言，有時低下頭在筆記本上記著什麼。這是一位剛滿40歲年輕的副部級官員，但他是一位水利專家，曾經擔任過水利界專業技術上的最高職務——水利部總工程師。作為以搞水利工程治河為傳統的黃委會的新主任，他提出「河流倫理」，並邀請全國知名的人文學者來開研討會，這件事的意義非同尋常，這意味著水利界對待河流的態度正在轉變。

黃委會主任，在這裡被稱為「河官」。這個「河官」雖然是行政官員，但這個特殊的位置，決定了當這個官的人，必須是黃河問題的專家，否則這個官一天也當不下去。歷任河官，概莫例外。甚至黃委會的其他行政官員一遞給你名片，上面也會有教授和高工的頭銜。

黃委會是一家有二萬八千多職工、直屬國務院水利部的副部級單位，負責整個黃河流域水資源的規劃開發、治理工程等。用周恩來總理的話說：「黃河的事找黃委會。」

會議休息時，我走出了黃委會的大樓，來到門前大院的綠地。

在大院東南角的綠樹叢中，有一尊半身的塑像，塑像雕的是王化雲先生。一個單位，將其老領導的塑像豎在大院裡，一般來講，這個人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德高望重」。就像我們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大院裡，有一尊地理界的先輩竺可楨先生的塑像一樣。王化雲在1946年，當時全國還沒解放的時候，就擔任了解放區第一屆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主任，也被人稱為第一任河官，後來他又擔任水利部副部長，但還兼任黃委會主任，沒有離開黃河。他治理黃河40年，在黃河兩岸無人不曉，他有一整套治河的理論，儘管對這理論專家們有許多爭論，但從黃委會大院裡的那半身塑像，就能看出他的影響和受到的尊重。

從第一任河官王化雲到第八任河官李國英，我們能看到治河理念的演變，能看到人與河關係的演變，也能看到時代精神的影子。因為怎樣治理黃河歷來就不是一個水利學或者說工程技術學的問題，它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有什麼樣的時代精神就有什麼樣的治河方略。

如果王化雲還健在的話，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2004年9月25日，在黃委會的大院裡會響起上面那些人文學者的聲音。

為瞭解黃河，瞭解人與河的關係，我研讀了王化雲著的《我的治河實踐》這本書。在這本書中王化雲總結了他40年裡在黃委會主任這個位置上治理黃河的實踐經驗。令我感歎的是他在這個位置上的時間如此之長，他為什麼沒有離開黃河上北京？是黃河的什麼東西吸引了他？從書中可以看到，黃河像一個永恆的挑戰，像西緒弗斯神話中的那個巨石，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再滾下來，永無止境；又像月宮裡的桂樹，吳剛怎麼也砍不倒它，因為砍掉的馬上又長出來。遺憾的是，王化雲這位第一任河官明白這一點時，有些太晚。在他要離任時他說：

「讓黃河水變清是不可能的。」

「讓黃河變成『地下河』也是不現實的，能做到『微淤』和『沖淤平衡』，黃河的問題就解決了。」

黃河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高的一條河。十幾年前我去開封，迫不及待地想見黃河，當我站在黃河的大堤上，似乎很激動。黃河就在眼前，正逢豐水季節，讓我想不到的是黃河的水是如此之渾，彷彿是一片濃厚的汪洋般的黃色泥漿在流淌。尤其讓我想不到的是黃河的河面是如此的寬闊，放眼向河對岸望去，竟是煙波浩淼，遙無邊際。我當時的感覺是一片「黃色的海」，確實體會到了一種「偉大、壯闊」的意境。我覺得描繪黃河景色最恰當的詞是「雄渾」，甚至我猜想，這個詞是在黃河邊創造出來的。

後來我知道，在黃河的下游河南鄭州、開封一帶，黃河兩岸的大堤之間，寬度平均在5——10公里，最寬處達20多公里。這就是偉大的黃河，你不能把她束縛在窄窄的河道裡。黃河下游相距甚寬的兩岸大堤也是中國人近兩千年治河理念的產物。王化雲就任黃委會第一任「河官」時，50年代提出的第一個治河方略，就是「寬河固堤」。在他的領導下，第一次整修黃河大堤推行的是「廢除民埝，實行寬河」。這種思想是王化雲從我國歷代治河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今天看來「寬河固堤」是符合河流規律的高明治河之舉。我們知道河流一般會有豐水期和枯水期，枯水期河水水量少，流淌在河槽中，洪水時河水漫過河槽，淹沒了兩邊的灘地。修大堤時，河槽兩邊的灘地留多留少則體現了不同的治河理念，灘地留得少，大堤外用於人類開發利用的土地就多，否則就相反。「寬河」無疑對防洪有利，寬闊的河灘地在洪水時成了滯洪區，打一個比方：洪水是一塊磚，「寬河」等於把這塊磚平放，「窄河」等於把這塊磚立起來放，立起來的洪水，不僅需要加高防洪大堤，而且洪水的勢能也大，破壞性強。但在人與河爭地的過程中，世界上大部分河流兩岸的大堤距離越來越窄了。黃河上「寬河」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因為黃河上的「寬河」還有水文學上的重要意義——「淤灘刷槽」，這對解決黃河下游的泥沙淤積有幫助。因為洪水來時，帶著泥沙湧出河槽漫過河灘，洪水退時，泥沙沉澱在灘上，清水退回河槽，刷深了河槽，減少了河槽的淤積，所以近代泥沙專家們提出黃河下游應「寬灘深槽」。

有意思的是，我在歐洲萊茵河採訪時，那裡正興起一種新的治河理念，被稱為「生命之河」，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附近一個叫zeist的地方，我見到了被稱為「生命之河」之父的林登洋（LEEN DE TONG）先生，他是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淡水項目的負責人，是「生命之河」概念的首創者。

我問他：「生命之河」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他說：其中一個含義是「還河流以空間（Give room to river）。」即不要用間距很窄的大壩束縛河流，要給出河流自由擺動的空間，因為河流的個性是不喜歡走直線的，是要彎曲著流動的。因此在萊茵河下游，人們正在拆除束縛河流的堤壩，有的堤壩後撤，恢復河流的洪泛區。

這似乎和王化雲的「寬河」有著相似之處。但總覺得二者的潛台詞完全不同。王化雲的「寬河」是為了根治黃河，而林登洋的「還河流以空間」是放棄干預，給河流以自由。

荷蘭的這位林登洋先生是21世紀一位真正的環保主義者。王化雲則是新中國第一任黃河上的河官。林先生反對人對自然的干擾，尤其是反對在河流上建攔河大壩。他甚至斷言荷蘭的攔海大壩幾十年後肯定會被拆除。而王化雲則力主「根治黃河，變害河為利河」，根治的方法——利用工程技術建攔河大壩。這裡面很難對個人進行對與錯的價值判斷，這種區別是不同的時代精神所致。

如果說「寬河固堤」是王化雲先生治理黃河的第一個方略的話，那麼「除害興利，蓄水攔沙」就是他的第二個治黃戰略。怎樣實現這個戰略呢？就是通過分佈在黃河干流和支流上的一系列大壩來完成。

在1955年7月5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黃河綜合利用規劃竟被列入了會議議程，可見黃河之重要。當時的副總理鄧子恢在懷仁堂所做的《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在一千多位代表雷鳴般的掌聲中通過了。王化雲在書中說：「一千多位代表為黃河的美好遠景而歡欣鼓舞，有的代表因過分激動而徹夜難眠，有的代表稱讚報告是翻江倒海寫文章啊！」這個報告的初稿就是王化雲在水利部黨組的安排下起草的，然後經水利部黨組修改，最後由黨內有名的「筆桿子」胡喬木修改的。

按照這個規劃，要在15年內，在黃河干流上修建46座大壩，在支流上還要修眾多的水庫。這其中最重要、最大的、第一個要修建的就是三門峽水庫。三門峽大壩無疑是人類水利史上的一個敗筆，在那最困難的年代，花費了巨額的全國人民勒緊腰帶省下的錢，搬遷了數十萬關中農民，建起了一個大部分設計目標都無法實現的巨型工程。儘管有些人並不這樣看，比如王化雲在他的書中對三門峽的評價在指出其失誤後，還是對三門峽盡可能地給予了肯定，在他看來三門峽還是有許多積極意義的。

遺憾的是王化雲在書中講述了三門峽大壩勘察、規劃、討論、設計、施工、竣工、出問題、修改等整個過程，但是沒有提到當時惟一反對建大壩的清華教授黃萬里。

然而今天，黃萬里的名字已經悄然地升起，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

原作者：撰文/單之薔 攝影/惠懷傑 等

來 源：選自《中國國家地理》2004年第11期